澳門基督教文化尋蹤
趙大瑩*
澳門作為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在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活動的初期，是其活動的主要地域之一。很多有名的傳教士，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衛三畏（S. W. Williams）等，都有在澳門長期居住和活動的經歷。新教傳教士所進行的文化事業，包括創辦英華學院、翻譯聖經等活動，都與澳門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許多有深遠影響的著作，是在澳門撰寫和出版的，如馬禮遜所譯中文《聖經》，所編《華英詞典》等。對於基督教和澳門的關係問題，我在這裏不敢班門弄斧，僅以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著《澳門基督教墓地》（The Protestant Cemeteries of Macau）一書所著錄的墓誌為基礎，對其分佈狀況、墓主年壽問題等略加分析，並結合其他學者關於馬禮遜生平事跡的介紹(1)，簡要鉤沉，期待能以此引起更多學者注目，使基督教墓誌內容能夠得到更深挖掘，以增進對19世紀早期特殊時段的史料認識，以及對基督教墓地旅遊資源的文化底蘊發掘。
一、對基督教墳場的簡要分析
舊基督教墳場位於澳門西北部，聖安多尼教堂北面，東方基金會會址之右。1821年闢，原為東印度公司墳場，前為馬禮遜小教堂，是澳門首座基督教傳道所，後為墓地。其中埋葬的主要有英國商人、鴉片戰爭中戰死的英國將領，基督教傳教士等，除了英、美人士外，還有德國、荷蘭、瑞典等國人，並非純粹的基督教徒墓地。最初，澳門並無專門的新教徒墓地，當時天主教會不願異教徒葬於城牆之內，中國人也不容許外國人埋於關閘以北的地方。
在馬禮遜的夫人瑪麗在1821年去世以後，馬禮遜說服了東印度公司，花費3,000-4,000澳門元購買了城牆內的一處土地作為新教徒的墳場，將瑪麗安葬於此。後來所有外國人都可以在此安息，而原先葬於其他地方的遺體亦遷葬於此，所以今天我們會發現有些墓碑的年代早於墳場始建的年份。
文德泉神父的專著，按照編號，對墳場的墓誌分別加以著錄，並繪製了一個墓地分佈圖，為我們對照墓主、考察其間關係提供了方便。根據他的介紹，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系列的墓葬區。如馬禮遜和家人就葬在140-147號的墓葬區內；丘吉爾墓葬區列號114-139；而數量最多的是Crockett區，為77-113號，共36個墓地。
1、墳場墓葬分佈
如果按照家族、身份和年壽性別來看，而這些墓葬分佈也有一定的規律性，具體見分佈示意圖。在這裏僅展開介紹幾個有名的墓葬區。
(圖1)
上面圖1的灰色部分，為馬禮遜墓葬區。馬禮遜的首任夫人瑪麗於1821年死於霍亂，當時本想葬在Meesenberg 山，那裏埋葬著馬禮遜夭折的小兒子James，但當時遭到反對，於是馬禮遜在說服東印度公司購買墳場後，安葬於此地。後來，他們一家人都集中安葬在墳場的一個小角落裏。
藍色部分為丘吉爾墓葬區，這裏埋葬著著名的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先祖倫道夫•斯賓塞•丘吉爾(墓區133號，藍色塊最大的一個)。1954年英國議會成員 Ian Harobin 到達澳門的時候，特意請澳門方濟各（Salesian）會做了一個丘吉爾陵園的相冊，送給前首相。
紫色為Cruttenden墓葬區。以下圖2的紅色區域為Crockett墓葬區。
如果從身份來看，圖1中的墓區1號，以及圖2中的墓區3、4、6、7、8、9、10號都是水手或將軍，大部分死於1850-1851年間（道光三十、三十一年）。圖1的墓區11號是軍隊中的牧師，12號是他的妹妹。
（美國水手Oliver Mitchell墓，即圖1中的1號墓）
除了墓葬的分佈呈現一定的特徵外，我們還可以從墓主的年壽、性別方面加以考察。如圖3，根據文德泉神父的著作統計了167人的墓誌內容，從中可以看出19-29為和40-60為年齡段死亡的人數最多。
(圖3)
具體來說，如果按照10年來劃分墓主的年齡段(見圖4)，那麼，40-50歲為最多，計有31人；其次是30-39歲，為29人；25-29歲，24人；19-25歲，23人；夭折的有20人；51-60歲，15人；具體年齡未知的成年人，14人；60歲以上者，5人。還有2人性別、年齡未知。
(圖4)
此外，若從性別比例來看，女性墓主並不是如想像般少見。在筆者統計的資料中(圖5)，19-25歲之間和夭折墓主中的女性最多，各有10人；其次是25-29歲之間，有7人；30-39歲之間有4人；40-50歲和50-60歲之間，各有2人。未知年壽者中，女性有3人。60歲以上墓主無女性。
(圖5)
總體來看，這些數據所顯示的結果，青年人(19-30歲)之間死亡率最高，而這期間女性死亡比例也是最高之一。這裏可以再舉馬禮遜的夫人瑪麗的例子，她也是29歲時去世。167個墓主中，夭折的孩子，均在6歲以下，有的不足一歲。其中，馬禮遜的小兒子James 的墓誌上寫道“JAMES MORRISON Born and Died March 5th 1811”，應該是出生後當天就夭亡了。兒童夭亡比例突出，這裏是很明顯的。
2、墳場分佈資訊分析
由以上圖示可以看出，墓主年壽分佈各有特點，那麼其中的原因就值得我們進行一番探討。水土不服，應該是當時外來傳教士或商人、水手等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在W.J. Townsend 所著Robert Morrison: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2)一書中，作者談到馬禮遜的妻子瑪麗（Mary）就是因為水土不服，健康狀況惡化，不得不回英國調養：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Mrs. Morrison’s health had caused her husband and friends much anxiety, and her medical adviser strongly urged that she should try a sea voyage and change of climate as means to benefit her. Her husband’s presence in China at the particular juncture of circumstances was deemed too important to be dispensed with, and therefore important to be dispensed her two children, Mrs. Morrison embarked for England, on January 21, 1815.
1821年，瑪麗在澳門去世，當時的馬禮遜悲痛欲絕，他在給親戚Morton夫婦的信中寫道：“瑪麗離開我了！我們的兒子也葬在她旁邊。”
另外，從以上圖示可以發現，死者年齡相對年輕，個中原因可從墓主身份上加以考慮。比如前面列舉的1-12號墓主，就多為元1850—1851年來澳的水手或船長，那麼他們必然多為20-40歲之間的中青年人。
來華的年輕女子身份主要有二，女兒和妻子。兒童死亡比例也非常高。例如上面列舉的3個夭折男孩，墓區編號為94、95、96，都是College醫生的兒子，二兒子(墓區96號)死於1837年7月23日，只有18個月大；3兒子(墓區95號)死於1838年9月29日，只有17個月大；最小的兒子（墓區94號）死於1838年12月16日，剛剛8個月19天，誠如文德泉神父評論，這是墳場內最讓人哀傷的一個角落。孩子們的母親Carolina，當初來到澳門，只是為了看望好朋友Harriet，卻在這裏結識了College，並與他在1832年3月18日結婚。
據Harriet的日記(3)描述，當時的婚禮非常隆重，有65人來參加婚禮，包括當地的官員，還有意大利歌唱家等等。盛大的婚禮，幸福的College家庭，卻在兩年間連續失去3個未成年的兒子，著實讓人悲痛。但另一個側面，這也告訴我們墳場分佈的女性和兒童墓主的來源之一。
分析墓地文化對於深入研究墓誌史料、促進對傳教士歷史研究、文化旅遊開發都具有重要意義。當我們?沉了墓主身世，將他們生前關係和埋葬分佈做一番考察和比較後，再駐足於墓地，就不會僅停留在“靜默”的感覺上，而是霎時間可以回到200多年前，看到一些遠道而來的陌生人，在我們的土地上如何生活、活動，包括他們如何面對死亡，哀傷、無助，還是滿懷救贖的心情？而這段歷史的生動演繹，則可以從墓誌和其他傳記材料中作出更深的發掘。下面我們就馬禮遜一家，來看看傳教士在澳門的沉浮往事。
二、馬禮遜生前身後事
1807年，新教傳教士、英國倫敦會派遣的馬禮遜(1782-1834年）準備來中國，由於東印度公司不准他搭船來華，他只好在4月份去了紐約，改乘美國Trident號來中國，8月30日首先到達澳門。他後來雖然以廣州為主要活動地點，但每年也有相當長的時間在澳門度過。如果將他在澳門的時間累積起來，有將近10年的光陰。
馬禮遜與澳門有非常深厚的淵源。1808年春，他從廣州回到澳門後，結識了東印度公司醫生的女兒瑪麗•莫頓(Mary Morton)，1809年，二人結婚。在1809年2月20日，馬禮遜在澳門舉行婚禮的當天，接到東印度公司的聘書，成為廣州商館的中文譯員，開始了與東印度公司長達20多年的關係。這使得他獲得了合法居留中國的身份，同時也得到了長期穩定的經濟來源。
1814年7月，馬禮遜在澳門為中國人蔡高——中國大陸第一個基督教皈依者施洗。當然，今天提到馬禮遜與澳門的關係，不能不提及他在文化上的重要成就，如漢譯《聖經》——1819年，馬禮遜在另一位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的幫助下，共用了12年的時間，把全本聖經翻譯為中文，是中國基督教教會歷史上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編纂《華英詞典》——全本英華字典共6冊，注釋十分詳細，記載有關風俗人物的名詞。這都是很有價值的書籍等。
馬禮遜的上述經歷是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與澳門之間密切關係的一個縮影。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到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其活動大多是在季節性地遷居於澳門與廣州的過程中進行的。當然，信奉天主教的澳門葡萄牙當局對基督教傳教士並非友善，由於當地天主教團體施加壓力，澳葡當局還曾一再發佈政令，禁止基督教傳教士的居留。馬禮遜在受僱於東印度公司之前，即受到過種種排擠。1813年7月4日，倫敦會派遣到中國的第二名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抵達澳門當日，馬禮遜盡力為他爭取居留許可。但第二天澳門立法機關即開會決議，“米憐先生不得居留澳門”。米憐不能合法居住，只得前往南洋，在馬六甲開闢了倫敦會對華傳教的基地。1830年以前，除米憐在廣州和澳門幾次短暫的留外，在中國本土的基督教傳教士實際上只有馬禮遜。
馬禮遜在中國的事?卓著。1834年8月，他去世後，很多人來悼念他。1836年9月28日，為紀念馬禮遜，在中國的外僑(主要是傳教士和商人)由馬儒翰倡導，於廣州成立馬禮遜教育會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馬禮遜教育會與澳門關係密切，它本來常設在廣州，但在鴉片戰爭期間，遷往澳門。這學校在澳門存在了近4年的時間，直到1843年遷往香港。1839、1840和1841年，該校招收了3批學生共20多人，學童來自澳門、廣州近的鄉村以及其他地區。馬禮遜教育會的圖書館設在馬禮遜學校，1837年藏書達到2,310冊，並不斷擴大，在當時是頗具規模的。這些藏書大都依靠各方人士的捐贈。鴉片戰爭時期，這個圖書館設在原澳門聖保祿學院附近，由布朗負責管理，但向所有在澳門的外國人開放，兼具公共圖書館的性質。
馬禮遜學校可以說是近代在中國本土出現的第一個正規的西式學堂，在中國教育史和澳門教育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由於馬禮遜的多方面貢獻，他被稱為“The intelligence that so great and good a man had pass away from this life produced a profound sensation, not only in China and in England, but in every part of Christendom.”(4)
馬禮遜與瑪麗育有一女一男。女兒瑞貝卡（Mary Rebecca Morrison）生於1812年， 1847年時成為合信醫師（Benjamin Hobson,1816 - 1873）的續弦夫人。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生於1814年，死於公元1843年，未婚。此外，馬禮遜於1824年在英國再婚，育有5個子女。
馬儒翰墓地並無墓誌。1830年(道光十年)，他16歲時就在廣州為英國商人作翻譯。1832年編成《英華行名錄》，1833年著《中國商務指南》。1834年馬禮遜死後，他繼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處中文秘書兼翻譯官。他熱心傳教事務，遵其父遺命修改《聖經》漢譯本，與傳教士麥都思、郭士臘、裨治文等合作完成了新的譯本。此外，還在《南京條約》的談判和簽訂過程中，擔任翻譯。
1843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初五日)，馬儒翰因瘧疾死於香港。馬禮遜父子進入中國是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時間，尤其是馬儒翰，雖然也做了很多教會工作，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他畢竟參與了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的譯定，因此也受到學者的詬病。今天我們站在他們的墓地跟前，腦海中浮現這些歷史景象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吧！長眠這裏的他們，最終能夠獲得上帝的救贖嗎？
三、澳門基督教文化旅遊的開發構想
做好基督教墳場和馬禮遜等人物事?的歷史文化發掘，對建立歷史時空下的基督教文化尋蹤旅遊項目，大有助益。
比如基督教墳場，筆者僅是拋出“磚頭”，以馬禮遜、馬儒漢的活動為索來簡要?沉。後者擔任《南京條約》的翻譯，其中規定了要保護傳教士，從一個方面而言，保護了基督教墳場。因此，可以說，馬禮遜一家與基督教墳場有著密切的關係。回顧明清以來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可以發現，他們多由澳門進入中國大陸，在各種教案發生的時候，又被送至澳門，澳門成為他們的一個落腳地和避難所，或言之，澳門是中西文化衝突的一個緩衝融合地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切入，發掘其歷史背景，考察傳教士在澳活動的記錄，實現對那個時代人事的?沉與記憶。
另外，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墳場，基督教墳場還有很多值得發掘的資訊，其墓主身份複雜，若能夠據其墓誌，加以條分縷析，能夠追討出一些歷史大背景之下的新發現。例如本文沒有展開的討論，包括商人、戰爭死亡將士等，作為特殊的歷史記憶，也可以從不同角度開發尋蹤的旅遊項目。其中，英國商人William Fraster Bart，廣東英國工廠的廠主，葬於1827年；荷蘭商人Jean Henry Rabinel，工廠主，葬於1816年；美國外交官愛德華•羅伯特（Edward Roberts），他曾被派往多個亞洲國家，如馬斯喀特(阿曼首都muscat) 和暹羅(泰國的舊稱，siam)，負責簽署各種條約，葬於1836年；托馬斯•威爾莊（Thomas Waldron），香港第一任美國總領事，葬於1844年；瑞典慈善家、教育家Anders（Andrew） Ljungstedt，葬於1835年，以出版第一部澳門史聞名，他的書於1834年出版， 1836年再版，一直沿用至1902年；倫道夫•斯賓塞•丘吉爾（Lord Spencer Churchill），英國德魯伊特護衛艦艦長，主管廣東海面，麻爾波柔公爵五世的第四子（the fourth son of the fifth Duke of Marlborough），葬於1841年；陸軍中尉Fitzgerald， 1841年戰爭負傷後死去；還有著名的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825年來澳門，直至公元1852年去世等等。
總之，利用多媒體數字化技術，發掘澳門基督教及與之相關的天主教歷史文化遺產的背景事件，在特殊的時空之下分析人物的活動和關聯，應該可以促進以基督教墳場為代表的澳門文化旅遊的構建。
註釋：
(1) 包括鄭天挺《馬禮遜父子》(《歷史教學》1954年2期)；卞湘川《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史林》1988年2期)；吳義雄《馬禮遜學校與容閎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3期等)。
(2) Townsend, W. J (William John), Robert Morrison: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 London: Pickering & Inglis, 1888.
(3) 該日記尚未發表，收藏於華盛頓國會圖書館，這裏轉引自文德泉神父專著。
(4) Townsend, W. J (William John), Robert Morrison: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 p.178.
(*作者乃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館員)